当互联网公司基于娱乐、体验、搜索、社交、视频、即时通信、网络交易等一系列“量身订做”的业务，日新月异地涌入信息消费市场的时候，不仅传统的电信市场和信息服务架构被撕裂，传统电信运营商也被叶公好龙和海市蜃楼的心理与情景弄得百爪挠心。新的业务、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价值生成手段和新的市场划分，似乎群蚕分食电信运营商固有的奶酪。于是，电信运营商迫于压力和不甘屈尊，提出了“去电信化”战略，试图以综合信息服务商的地位，迎接所谓的“后电信时代”。
“后电信时代”不是产业质变的概念
在经济学领域，有“后工业时代”的概念，主要是依据人均GDP的增长和水平，依据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工业化率）来预测和评估服务业时代来临的时间表以及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替代。经济学所讲的“后工业时代”，实际所判断的是全社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迁，其标志是产业的核心及核心支撑点发生了质的变化。
相比而言，作为一个产业，不论是当年内燃机替代蒸汽机，还是电力机组替代蒸汽机，都只能是动力工业的技术革命，并没有出现“后动力时代”这样的概念。可见，所谓“后电信时代”其实仅仅是被后进者和试图担当引领者臆想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产业整体质变的概念。
今天的电信业，或者称之为信息通信业，在产业核心层面，仍没有摆脱以往电信业的核心基础，只是传统电信业或信息通信业的产业链和服务链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包括互联网业，也完全是依赖于电信网络和管道升级实现的，不同的是，传统电信业新服务内容和产业链的延伸，是在电信运营商内部实现的（垂直延伸），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应用，是在电信运营商外部实现的，并融合其他商业业态和产业链（水平融合）。也正因为如此，互联网公司和电信运营商因业务、内容、服务方式及价值实现等的分离，使市场分工由单一的垄断经营向分业（市场切割）经营转变，电信运营商似乎已经沦为“管道”，而互联网公司似乎成为信息时代新业务的服务主体，所以，一些人顺理成章地把这种局面误认为“后电信时代”。
新时代是否来临不是今天的发展主题，中国信息产业的最紧迫主题是如何确定市场重新分工后，新发展环境下市场的内涵、特征和企业的发展定位。在此，笔者暂且使用“后电信时代”这个概念，以便于解释在新市场格局下电信业或信息通信业发展的新标志、新主体和新定位。
信息聚合是“后电信时代”的主要标志
“后电信时代”的标志，笔者认为《移动浪潮》一书中的描述非常形象，塞勒认为：“在台式电脑时代，软件以固态存在；到了手提电脑时代，软件以液态存在；直至移动智能的到来，软件终于挣脱束缚成为无处不在的气态。”笔者换一个角度解释，可以陈述为：在PC时代，信息的传输靠的是土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输靠的是流动的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则是在空气中传输，并实现无阻力的畅通流动。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电信业由于宽带传输速度的提高、覆盖范围的扩大，已为如今的信息服务进入千家万户，以及渗透到工商、金融各领域提供了充分条件。30多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有畅想，今天都因网络技术的革命式发展和信息技术颠覆式的飞跃而实现。
由此，所谓“后电信时代”，其最显著的标志可以描述为：
一、无论是借助于固网平台还是依赖移动网络所形成的新业务及服务，将成为“后电信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其形成的各种商业模式和业态，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在于运营周期越来越短，其升级频率甚至可以超过IT和IC技术创新的速度。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由传统电信业务中的语音电话、传真、电报等裂变的以海量空间为标志的“大数据”信息处理，使传统通信网络快速向智能网络与智能管道升级，由此，“后电信时代”成为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交互传输的时代。其中，基于移动互联网所形成的搜索、电子商务以及正在趋于商用的传感等业务，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通信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固有模式，“后电信时代”是一个由传统信息通信方式裂变向社会关系交往形态渗透的革命。
三、垂直一体化与水平融合是当前信息通信产业裂变的重要标志，也是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业态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价值实现的基础。与互联网公司不同，电信运营商依赖于传统的管道资源所构建的垂直一体化业务及服务体系，所受到的冲击是致命的，而互联网公司本身就是依赖水平融合完成的组合价值或互补价值的实现。可见，信息聚合是所谓“后电信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在“后电信时代”，信息通信产业的监管模式和政府行政管理都将快速趋于弱化，墨守成规的管控或是阻碍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障碍。
运营商切忌东施效颦
“后电信时代”，单纯依赖PC、光纤、通信网络已很难形成高效的盈利模式，跨行业融合是形成市场价值的基础。而传统电信运营商在“后电信时代”并不是无路可走。运营商基于网络的智能化，具有强大的开发商企客户的优势，而在这方面，互联网和OTT几乎一直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事实证明，电信运营商极力进军OTT业务，不仅存在公司机制的缺陷，在市场营销、业务拓展、技术研发、专业人才队伍的储备和竞争手段上均存在诸多“先天不足”，一味地做自己难以为继的事情，可能事倍功半。
在石油、金融、航空、铁路、勘探等领域，如果国家能够尽快打破条块切割和部门利益，电信运营商完全可以在两化融合及信息化应用中，挖掘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利润增长点。
因此，国家相关的政策须作出及时调整，要在政策上积极扶持、鼓励和推进民营企业、互联网公司和OTT企业的创新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予以同等待遇。通过修订和完善监管政策，尽快填补目前监管领域的空白，以有效监管和竞争，推进“后电信时代”产业的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非盈利性业务的补贴
在“后电信时代”，要尽快将电信运营商的社会责任和经营责任区分考察，以此为运营商创建新的发展机制扫除体制障碍。同时，运营商也应重新进行功能定位。
一是政策性、基础性、普遍服务性的公共服务功能的定位。包括基础电信网的建设、维护、扩建和升级，特别是涉及通信与互联网的普遍服务，涉及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安全监控、教育、医疗、交通、应急系统、农村通信、农村信息化等。这部分经营，具有低盈利与优质服务并举的特征，要求电信运营商重点建好“管道”，必须满足高智能、高宽带、高流速、高覆盖的社会需求。对这类政策性的服务与功能定位，是不可能以“去电信化”来弱化的。因此，在“后电信时代”，国家不但应对电信运营商的政策性经营作出新的考评和定位，而且要加大对非盈利性（政策性亏损）业务的补贴，利用普遍服务基金和转移支付手段，稳定并提高电信运营商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是对竞争性的新业务、增值服务，电信运营商应通过合资、合作、参股、战略性投资、并购等方式，组建专业性的综合信息服务公司，建立直面市场、开放式竞争、创新性的运营体制。即经营性业务的发展，由市场竞争、技术竞争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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